作為西北紅軍和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劉志丹堅持從陜甘邊革命斗爭的實際出發，在創建革命武裝和根據地的過程中，提出和實施了許多具有開創性、前瞻性的理論。其中紅、白、灰“三色”建軍方略就是劉志丹對當時全國普遍采用的工農暴動方式創建紅軍思路的一種創新。

　　1927年大革命失敗，使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槍桿子的重要。1928年6月，中共六大決定，把黨的中心從組織暴動轉到從事長期艱苦的群眾工作上來，中共陜西省委隨之把斗爭的重點轉移到在國民黨軍隊中進行兵運工作。1929年四、五月間，中共陜北特委在榆林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會議接受了劉志丹提出的紅、白、灰“三色”建軍方略。

　　所謂“紅色”，就是發動組織工農群眾，建立黨所獨立領導和指揮的人民軍隊。劉志丹認為，人民軍隊是進行革命戰爭的骨干，必須走毛澤東開創的井岡山道路，才能使陜甘邊地區的革命斗爭有光明的發展前途。劉志丹主張把分散的、弱小的群眾武裝逐步集中起來，先建立游擊隊，后上升為正規紅軍。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劉志丹根據全國抗日救亡的新形勢，在開展兵運工作和積極引導爭取綠林武裝的基礎上，于1930年10月領導發動了太白起義，組建起一支100余人的南梁游擊隊，揭開陜甘邊區武裝斗爭的序幕。1931年2月，南梁游擊隊在張皮塬被軍閥打散，趙連璧、賈生財、楊培盛等人返回南梁、合水一帶，又拉起了三支農民武裝，共約300人。同年9月，劉志丹、馬錫五來到合水縣平定川倒水灣楊培盛部駐地，將三支農民武裝進行了整編，使南梁游擊隊得以恢復重建。南梁游擊隊的重建，走出的一條符合陜甘地區實際創建紅色革命武裝的成功道路，是黨在陜甘邊區的革命斗爭從兵運向武裝斗爭過渡的顯著標志，是黨在陜甘邊區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1931年冬，南梁游擊隊與轉戰來到南梁的陜北游擊支隊，在慶陽新堡整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翌年2月，根據中共陜西省委指示，劉志丹又在正寧將所部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年底正式建立紅二十六軍，這是陜甘地區建立最早的一支正規紅軍隊伍，是進行武裝斗爭、開展土地革命和創建革命根據地的骨干力量。從此，紅旗在陜甘邊界高高飄揚。

　　所謂“白色”，就是派共產黨人到白軍中開展兵運工作。這是劉志丹等陜甘邊根據地領導人發展革命武裝的大膽嘗試。從當時陜甘地區革命斗爭形勢來看，“白色”斗爭方式是最艱苦而且最危險的。因為陜甘共產黨人在發動清澗、渭華等一系列武裝起義失敗以后，要想再次進入國民黨部隊開展活動，其難度和危險性都非常大。為了創建革命武裝，劉志丹、謝子長等共產黨人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帶頭打入國民黨隊伍中開展兵運活動。如1929年秋，劉志丹、謝子長帶領數十人，以率部來投的名義進入寧夏蘇雨生騎兵第四師做兵運工作。不久，中共陜北特委又先后派出共產黨員張秀山、王世泰等50余人，進入蘇雨生部。隨后劉志丹、謝子長以他們的軍事經歷和個人威望積極在國民黨其他各部軍閥中謀取軍職，以合法軍職為基礎，又安排了一大批共青團員、青年學生打入國民黨陜北高自清、楊庚武和甘肅隴東譚世麟部，以及黃河岸邊楊琪、楊鼎、師儲杰等人的商販武裝部隊中開展兵運活動。紅石峽會議后，劉志丹回到家鄉保安，采取合法的斗爭方式，把該縣民團改造成為黨所掌握的革命武裝。

　　所謂“灰色”，就是派人爭取、教育和改造綠林武裝，為創建人民軍隊準備群眾基礎和武裝力量。這是劉志丹等陜甘邊根據地領導人發展革命武裝的一項成功實踐。1929年6月，中共中央要求陜西省委“加緊土匪中的工作，因目前大批的災民都投入土匪中去，黨要深入群眾中去，獲得群眾，使之變成農村的武裝。”1929年秋，劉志丹主持中共陜北特委工作時多次強調：“槍桿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現成的辦法是把各種民間的武裝和敵人的武裝變成革命的武裝。”他認為，陜甘邊地區有許多綠林武裝，其中不少人出身貧苦，俠肝義膽，由于生活所迫，鋌而走險，被“逼上梁山”。這些綠林武裝同當地官僚軍閥、地主豪紳之間的矛盾相當尖銳、復雜。只要有共產黨的領導和教育改造，他們就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這種構想在開始時是作為“兵運”的補充提出來的，隨著“兵運”屢屢受挫，這種方式成為創造陜甘紅軍的主要策略和方式。為了教育引導“灰色”武裝，劉志丹曾派霍維德、李力果等共產黨員裝扮成“皮貨商”“說書匠”到位于陜甘兩省交界、地處橋山山脈中段大梁山麓的南梁地區，串聯貧苦農民，進行秘密革命活動。1930年前后，劉志丹多次到南梁一帶，深入了解哥老會和民間武裝的情況，引導改造趙連壁、楊培盛等饑民武裝走革命道路，啟發教育哥老會成員鄭德明、朱志清等克服封建思想，維護窮苦百姓的利益，教育引導民團團總賈生財、唐青山發動起義，為創建革命隊伍奠定了群眾基礎。

　　劉志丹領導的兵運工作，對推動土地革命戰爭在西北的開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為西北地區中共軍事統戰工作奠定了基礎，為中共鍛煉和培養了一大批軍事政治骨干，為西北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建立與發展，做出了杰出貢獻。（師正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