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格，遍布中國基層最微觀的管理單位。上百萬網格員承擔起公共服務職能，向前向下延伸，實現基層治理“橫向到邊、縱向到底、不留盲區、不留死角”，構筑城鄉善治之基

◆治大國若烹小鮮，一個個網格將原本分散的基層治理資源編織入網，在中國基層的神經末梢，凝聚起強大的管理與服務力量，網辦大小事，成滿百姓心

◆網格員，這個多重角色是怎樣煉成的？城市社區治理面臨哪些新挑戰？如何以“平戰結合”思維優化網格化治理？本條微信刊發《瞭望》2021年第2期專題6篇文章如下↓↓↓

網格觀治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張康喆

行走在中國大地的縱橫阡陌，在依照行政區域劃分出的不同社區內，遍布中國基層最微觀的管理單位——網格。

如果將每個網格看做一個大家庭，其中的一名名網格員就是基層管家。通過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基層治理模式，個人與社會緊緊連接。

小網格中有乾坤。上百萬網格員承擔起公共服務職能，向前向下延伸，實現基層治理“橫向到邊、縱向到底、不留盲區、不留死角”，構筑城鄉善治之基。

2003年底，北京市東城區城市管理部門創設了一套“萬米單元網格”的城市管理模式，由此拉開了全國各地建設網格化治理體系的序幕。此后，網格化治理模式日趨成熟，并在成功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信息搜集員、便民服務員、隱患排查員、糾紛調解員、政策宣講員……新冠病毒肆虐的時刻，防控疫情壓力、千頭萬緒的管理及服務事務，將網格員煉成了一支擔當角色千變的“超能戰隊”。近期，全國部分地區出現多點散發疫情，身處防控一線的網格員們再次迅速行動起來。身處平戰轉換嵌入治理常態的當下，觀察后疫情時代的網格治理課題顯得愈發重要：

從治理環境來看，網格所承擔的職能不再固定不變，而是伴隨技術進步、社會發展、公共事件等的變化而變化；

從治理主體來看，網格員上報需求、落實政策，作為政府部門與群眾間橋梁的作用凸顯，還在直面一線的過程中構建起城鄉后備干部的“蓄水池”；

從治理對象來看，一方面，上面的“千條線”通過網格得以高度集中地匯聚到社區、村居；另一方面，百姓的“千般愿”也通過網格匯總為服務需求，網格正成為政策落實與成形的有力節點；

從治理手段來看，基層治理越細致入微，百姓才能過得越寬心。要滿足人民群眾新需求，必須織細織密織好網格。

為此，《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湖北、江蘇、浙江、陜西、海南等多地從網格這一剖面切入觀察基層治理，試圖回答這樣幾個問題：

在城鎮化高速進行的當下，如何回應基層治理面臨的新挑戰？

各種突發情況愈發頻繁的今天，如何以“平戰結合”思維優化網格化治理，織就一張抗壓能力強、聯動范圍廣、伸縮時效快的管理與服務之網？

以網格化助推精準治理，有哪些可供借鑒的具體實踐與做法？

……

我們看到，在江蘇，新北區對網格的管理難度進行評分，優化網格任務；在黑龍江，佳木斯采取“1 6 N”人員模式織密多層社區網格、以八步閉環工作法推進受理模式標準化，提升應急響應能力；在更多的地方，借助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全面多級的數字化綜合信息系統被運用到網格化治理過程中……

治大國若烹小鮮。眼下，行走在中國各地社區網格，電器跳閘、樓道煤氣泄漏、鄰里糾紛、井蓋維修……居民的煩惱、瑣事都有人管。一個個網格將原本分散的基層治理資源編織入網，在中國基層的神經末梢，凝聚起強大的管理與服務力量，網辦大小事，成滿百姓心。LW

壹

網格員變身“超能戰隊”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李金紅 鄧華寧 李偉 毛海峰 王俊祿 張康喆

◆將社區重劃、歸并、整合成網格單元后，調整治理模式為“區—街道—社區—網格”，有助于克服傳統行政部門間條塊分割、權責模糊的弊端，確保治理責任落實到人，提升社會治理效率

◆每個單獨的網格就如同一個小規模的治理環境，遇到突發事件，能夠迅速反應，高效、無縫隙響應國家決策，及時掃清治理盲區

自從成為安徽省阜陽市某社區的一名網格員，佟敏（化名）幾乎每天都能占領微信運動排行榜的封面。“一萬多步算是少見的，兩萬多步是日常狀態。朋友都說我‘你是鐵砂腳嘛’！”從信息采集、隱患排查到矛盾調解、便民服務……一天到晚入門入戶，佟敏腳步不停。

在該社區的網格員工作室，一張社區網格化分布圖引人注目。包括佟敏在內的每個網格員都有自己的責任區域，網格套網格，保證各區域治理實現責任到人。

這正是“網格化管理”在基層的實際體現：依托統一的城市管理及數字化平臺，將城市管理轄區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為單元網格，責任目標落實到人，推動原先分散的管理格局變得更加系統、有序，使傳統的城市管理模式向主動、預警、多主體轉化。

從2003年底網格化管理在北京市東城區先行先試，到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健全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再到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推行網格化管理和服務”……網格化管理在中國已經走過了近18年的歷程。

日復一日在與居民聯系的第一線奔忙，經歷過急難險重任務的淬煉，面對著如何提高效率、讓社會治理精細化更進一步的重重挑戰……一支由無數網格員組成的“超能戰隊”就這樣煉成了。

“超能戰隊”的網格一日

每天面對上上下下的大事小情，佟敏對工作“隱隱有種使命感”。還沒到早上8點的規定上班時間，她就已經開始了一天的工作。記者采訪這天，等著佟敏的是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入戶摸底工作。敲門入戶、說明來意、詢問填表簽字，再順帶問問近期有無需要協調解決的事項，一棟公寓樓80戶，是她當天的“小目標”之一。

中午12點23分，除去沒人在家的12戶，公寓樓的普查工作終于完成。簡單的午餐后，佟敏回到辦公室打算為上周約好的幾戶居民補辦出入證。

來補辦出入證的劉大姐是佟敏所在網格的居民之一。“上個月我們樓里幾戶居民，因為公共電費沒談攏，小佟先是在群里協調，隨后又上門調解，盡職盡責。”劉大姐翻出手機里的聊天記錄，矛盾調處、隱患報修……在“快樂8號樓”的群聊里，居民遇到問題后，會直接找佟敏對接，再由佟敏向不同部門反映，居民遇到的問題基本都能很快解決。

“網格化管理向精細化方向發展，我們所擔負的工作也越來越具體。一方面任務更多、涉及面更廣，另一方面也逐漸和居民建立了更密切的聯系，大家有事都習慣通過網格員協調、解決，提升了效率。”佟敏說。

網格化管理是伴隨社會發展、治理難度提升，政府作出的社會治理機制創新。“隨著社會治理面臨的問題漸趨復雜，傳統社會治理模式效能降低。”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網格化管理能夠推進人、財、物、權、責全面下沉，強化基層基礎建設。“將社區重劃、歸并、整合成網格單元后，調整治理模式為‘區—街道—社區—網格’，能夠克服傳統行政部門間條塊分割、權責模糊等弊端，提升社會治理效能。”

下午15點，佟敏開完了社區網格員工作例會，開始對自己負責的區域進行例行巡查。從政策法規宣傳到網格內社會治安和公共安全隱患排查，從環境衛生檢查到回訪調解鄰里糾紛，佟敏的工作記錄本上這些事項無一遺漏，每次巡查都記得清清楚楚。

“網格員做的是最基層的工作，每支網格員隊伍都像一支‘超能戰隊’，扮演著‘萬能角色’。”佟敏說，巡查結束后，自己還不打算下班，“這份工作需要打時間差，上午人口普查不在家的12戶，有的可能已經下班回來了，我得再去看看。”

晚上7點，佟敏結束了一天的工作準備回家，微信運動顯示當天她走了23678步。

基層社會治理，最終都落在網格這樣細小的單元中。每一天，無數如佟敏一樣的網格員在“格”里忙碌。他們是掌握社區大數據的信息搜集員、是助跑服務群眾最后一公里的便民服務員、是系緊社區“平安扣”的隱患排查員、是誠心解困的糾紛調解員、是傳遞政策法規“及時通”的政策宣講員……他們構建起預警及時、反應快速、處理科學的新型城市基層治理模式，組成中國社會治理的“網”。

迅速成長的“超能戰隊”

多位受訪專家說，作為社會治理的創新形式，“縱到底，橫到邊”的網格化管理在社會控制維度與公共服務維度上均蘊藏一定制度潛力。不僅是在日常工作中，特別是在面對傳播速度快、感染范圍廣、防控難度大的疾病疫情時，網格員經歷了考驗，成長為社區疫情防控砥柱。

江蘇常州新北區政法委副書記黃克非介紹，轄區有1134個網格，每格1名專職網格員。2020年春，疫情暴發初期，網格員加班至凌晨兩三點成為常態，通過信息核對，對轄區居民進行逐一排查。

“疫情防控期間，網格內的群眾訴求密集化，網格員在一線對接居民，工作基本是滿負荷的。”回想幾個月前，佟敏說，自己和同事做過協調小區進出口人員登記的安全員，做過上門排查、進行疫情相關法規知識普及的宣講員，做過幫助有基礎病隔離人員購買藥品的衛生員，還做過替隔離人員購買米面糧油等生活用品的便民服務員。

民政部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司司長陳越良介紹的一組數據印證了佟敏的話：2020年疫情發生后，近400萬名城鄉社區工作者奮戰在65萬個城鄉社區的疫情防控一線，平均6個社區工作者守護著一個社區，每名社區工作者面對350名群眾，承擔著宣傳、防治、排查、統計、匯報等各項工作。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需要國家與社會聯動抗疫。網格化管理的下沉優勢，能讓國家的公共政策意圖切實落實到每個責任人，繼而傳導給每個居民。”中共北京市委黨校教授談小燕說。

記者在湖北、江蘇、浙江、陜西、海南等多地調研發現，全國基層社區基本構建起網格化管理機制，在疫情阻擊戰中表現出4種優勢：

一是全打通，各領域黨員干部迅速下沉服務社區。在湖北，全省10995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包保聯系27345個社區（村），58萬余名黨員干部下沉社區（村），基本實現省、市、縣、鄉機關企事業單位全覆蓋，各級下沉黨員干部全覆蓋社區（村）。

二是全覆蓋，網格化管理服務不漏一戶一人。海南三亞市某區區長說，該區明確網格總指導員、總網格長、網格指導員、網格長、網格員五級工作職責，大到社區集鎮，小到每個樓道、村莊都進行網格責任包干。

三是全動員，融合多部門力量實現共建共治。在浙江溫州，一群24小時值守的“守門人”成為網格化管理的主力軍，包括基層干部、黨員、網格員、樓棟長、志愿者等，建立聯防聯控、群防群治的專兼職網格工作者隊伍。

四是全手段，人防物防技防智防立體化防疫。互聯網、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手段在多地運用。在海南海口，各社區居委會通過微信、釘釘等各種常用社交通信工具深度參與業主生活；浙江溫州龍灣區永興街道，啟用5G熱成像體溫篩查設備，一秒內即可呈現初步結果。

海南師范大學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研究中心主任劉鋒說，網格化管理實現了基層治理“重心下移”、行政“條塊重構”，改善了基層組織責權利不對等的情況。治理力量向基層下沉，有助于在源頭上提升突發事件處置能力。

“在類似疫情這樣的公共衛生事件的瞬間沖擊下，常態化管理面臨短暫失靈的風險，難以發揮預設效能。”竹立家說，在這個過程中，每個單獨的網格就如同一個小規模的治理環境，能夠迅速反應：在多部門力量支持下，責任目標細化到每個網格員，社區居民作為管理服務對象被劃分進網格單元，突發的各類問題及詳細情況在單元內部被及時掌握并得到處理，由此實現高效無縫隙響應國家決策，及時掃清治理盲區。

社會治理精細化還有多遠

承擔多重角色的“超能戰隊”也有煩惱。記者調研發現，網格化治理過程中出現的行政化和無限責任化趨勢、社區自我管理功能較弱、網格員隊伍建設有待加強等，也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網格化管理的效率。

一是，網格被當成筐，各種任務往里裝。多位社區干部說，近年來基層社區網格出現“兩張皮”現象，由于定位不清，任務層層加碼。

多地社區網格員向記者梳理了自己的日常工作，主要有信息采報、便民服務、矛盾化解、隱患排查、治安防范、人口管理、法治宣傳、心理疏導等8項。其中，巡查發現類事項有6大類，分別是社會治安類、公共安全類、城市管理類、環境保護類、民生服務類、文明城市類。

在有的地方，僅網格巡查任務就細化出60多類，比如矛盾糾紛、出租屋安全、傳銷場所、消防安全、交通安全、食品藥品安全、市容環境、河道管理、公共服務、權益保障、特殊人群、校園周邊等。

“有的上級部門把網格當成分解任務的出口。”浙江杭州江干區委組織部干部陳天旗說，網格員職責中，有的是上級部門將自身部分職能轉移，比如行政執法、生態環保、安全生產、治安等；還有一些是部門之間扯皮的結果，比如有的地方將“奇葩證明”甩給了網格員。

文凱擔任江蘇南京某街道網格員已近3年。他說，自己最初工作內容主要是走訪社區住戶，了解重點人員情況和化解小區內部矛盾。但后來發現，社區網格要對應民政、人社、宗教、司法、信訪、環保、安全、黨政辦、城管、統戰、消防、經濟發展等諸多上級部門，各部門任務都派到網格且帶著考核指標。

“最近網格又增加了好幾項工作，比如精神病人梳理管控、文保單位巡查、長江沿岸巡查、動員垃圾分類，等等。”南京市某社區網格長小朱說，“2020年區里還把招商引資任務也分解給了網格，我背著的任務有好幾百萬元。”

隨著任務增加，一些內容、形式均差異不大的表格、臺賬也令網格員疲憊不堪。

二是，社區自我管理功能較弱，群眾參與度偏低。

“我們整天忙碌，但居民不了解網格員在做什么，網格員也不掌握居民的基本狀況、實際需求，兩者脫節。”一名受訪網格員說。

記者在多地采訪發現，社區居民對網格化管理參與的廣度、深度、主動性往往不高。一些居民認為自己僅僅是網格化服務管理的客體，參與意識有限。

“社區居民的積極參與是社區網格化管理深入推進的基礎。但一方面，一些居民對社區網格化管理的認知程度較低，很少互動。”談小燕說，另一方面，有的網格員被過多的行政工作捆住了手腳，與居民之間缺乏有效溝通，這都是社會治理精細化跑完“最后一公里”時必須克服的障礙。

三是，網格員隊伍建設亟待加強。竹立家說，部分網格員對職責的認識仍停留在傳統的“上傳下達”，欠缺應對突發情況的察覺、研判、報告和先期處置能力，以及相應的專業知識技能。

“不同類型的網格員面臨困難不同。比如，中老年網格員較難適應高強度的信息化上報工作，但其工作經驗豐富，作為社區‘潤滑劑’的作用突出。而青年網格員信息化任務處理能力較強，但人際交往、應變能力尚處于學習階段，化解群眾矛盾糾紛的經驗不足。”竹立家說。

多位受訪專家及社區干部說，要確保網格化管理真正發揮作用，就要把社會資源、管理權限真正放到基層，明確網格員定位，避免行政化、案頭化傾向，保持網格員工作專職化、規范化。同時普及相關技術知識與業務流程，提升奉獻精神和服務精神，培養一批專業的網格化管理人員，不斷充實“超能戰隊”的服務力量。LW

武漢市西城壕社區網格員黃麗芳（左二）與志愿者柳瑩（右二）、張琦（右一）為空巢老人送菜（2020年2月7日攝） 肖藝九攝/本刊

貳

城市社區治理四重新挑戰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鄧華寧 毛海峰 李金紅 王俊祿

◆社區大型化、人口結構提升、流動速度加快，讓傳統的治理手段不管用了

◆居民原子化，增大了日常管理的難度，也暴露出網格化“網眼”過大的問題

◆利益群體及訴求多元化，意味著社區承擔的服務管理職能更加豐富，對網格及時調整劃分、網格員配備、制度機制保障等提出了新要求

◆進一步暢通和規范市場主體、新社會階層、社會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參與社會治理的途徑，催生社區自治發育程度

本地戶籍人口5.9萬、外來人口25.3萬，數倍于本地人的外來人口，分布在1.2萬家各類生產經營單位里。這是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喬司街道面臨的情況。

人員流動大、底數難摸清、追蹤難度高，不僅給日常管理服務帶來難度，在面對疫情等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更增加了識別與防控難度。2020年初，疫情剛暴發，喬司街道網格員們在“數據大腦”幫助下打了25050個電話，摸清湖北籍在喬司人員為26087名。

“基層治理不只是社會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應是社會治理的前端。”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對社會治理精細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記者調研東、中、西部多省市發現，當前城市社區的人員構成、面臨的主要矛盾都在發生新變化，呈現出社區大型化、居民原子化、利益群體及訴求多元化、社區自我管理能力待優化等特點，給城市社區治理帶來新挑戰。

挑戰一：大型社區待織密網格

社區大型化、人口結構提升、流動速度加快，增大城市社區服務管理難度。

一方面，在一些城市，超大型樓盤、萬人小區不斷出現，人口密度加大。例如，江蘇常州新北區的綠都萬和城社區有2萬戶，三井街道的世貿社區有8000多戶。在江蘇南京，濱江板塊的世貿外灘新城、恒盛金陵灣等小區均為50層住宅樓密集建設，不少小區住戶數達1萬戶左右。

另一方面，不少城市的城郊結合處出現拆遷安置小區，城郊大型社區與拆遷農戶大型集中居住區交錯涌現。例如，江蘇南京市江寧區的殷巷新寓、建鄴區蓮花新城等都是超大型社區，一個小區住戶多達幾萬人，甚至10多萬人。

此外，一些大型社區高層次人才集中，工作、求學的外籍人士增多，考驗社區網格員的交流溝通能力和協調能力。例如，疫情期間，江蘇常州市新北區三井街道組建了外籍人士服務隊，采集到有700名外籍人士常住在該街道。

小區規模擴大，人口基數增多，服務管理群體更加多元，讓原有“了解情況靠走、登記信息靠手、交流溝通靠嘴”的傳統人工服務管理方式捉襟見肘。

多省受訪社區工作者表示，基層社區網格員和住戶數量比例不匹配，亟待織密織細網格，拓展網格員來源渠道，充實網格員隊伍，也亟需運用大數據等信息化手段創新管理方式。

挑戰二：原子居民喚緊密聯系

“過去居民信息來源單一，現在多從網上獲取資訊，有‘去社區中心化’趨勢。”江蘇省常州市文聯主席舒文說。

“不同于過去的熟人社會，如今的社區更像‘契約’社會，服務對象是呈原子化的居民。”竹立家說，隨著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變遷，越來越多的“單位人”成為“社會人”。

居民呈現為分散的原子狀態，個體需求更多元。記者在多地調研發現，一些社區工作人員與居民聯系不夠緊密。

部分受訪社區居民反映，平時自己與社區打交道并不多，有事時因上下班時間重疊找不到社區工作人員，不如找物業或打市民熱線方便。

受訪專家說，社區與居民脫節，體現出傳統行政主導的社區服務供給方式效率較低，不適應社會訴求個體化現狀。一些社區工作人員下沉不足，不夠了解社區情況，社區黨組織吸引力凝聚力不足，基層黨組織活動覆蓋面有限。

“這種脫節，增大了日常管理的難度，當疫情等公共衛生事件暴發時，更暴露出網格化網眼過大，動態情況難掌握的問題。”浙江杭州市江干區委常委、組織部部長邵雪榮說。

為此，江干區推動社區工作人員回歸主業、沉入一線，確保專職社工50%以上工作時間用于走訪服務、開展巡查。一些地方推出增加社區工作人員本土化比例、錯時上下班等措施。

部分受訪社區居民建議，社區可按需試行彈性工作制、錯時工作制、周末輪班制；組織策劃各類活動向晚上和周末傾斜，確保居民能體驗、廣參與。

挑戰三：多元訴求需聯動化解

利益群體及訴求多元化，容易導致社區矛盾多發，解決難度增加。例如，業主委員會選舉、P2P集資、拆遷、違建、學區劃分、新建商品房小區質量與得房率等問題，將不同利益群體連接起來，群眾訴求多元。

江蘇省溧陽市網格化中心某工作人員說，隨著城鎮化發展，大量流動人口聚居到村鎮，人員構成日益復雜。“安置補貼、環境污染等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問題反饋增多，短時間內不易化解。有的矛盾糾紛、安全隱患需要上級相關部門建檔立案進行調處，網格員只能做一些簡單的調解。”

社區承擔的服務管理職能日益繁重，對網格及時調整劃分、聯絡服務人員的配備、制度機制保障等提出了新要求。但記者調研發現，不少地區網格負責人的工作范圍、職責及權限尚缺乏明確規定，容易出現相互推諉的情況。

此外，部分社區間在跨街道、跨業務協助方面表現較弱，尤其在涉及利益糾紛時，難以依據網格化管理的實際需求對其他單位及部門資源進行調度。

受訪專家建議，一方面要持續完善網格化服務管理事項責任清單，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網格員在群眾需求與政策落實間的上下聯通作用，解決不了的事項及時上報，同時加強統籌調度能力，多渠道幫助協調解決百姓需求。

挑戰四：社區自治盼組織激活

基層自治發展緩慢，居民過度依賴政府，是當前城市基層治理的又一挑戰。

江蘇溧陽市網格化中心的工作人員說，如果僅依靠行政命令和簡單宣傳，很難充分調動居民廣泛參與社區自治的積極性。如何優化社區自我管理能力？在網格員組織下，類似自管小組的社會組織發揮作用，有效幫助居民熟練掌握社區治理議事規則和實務操練。

入冬供暖試水期間，陜西省寶雞市新建路西段17號院3號樓居民楊明家的天花板被樓上漏水浸濕。這位獨居的84歲老人并不慌亂，給3號樓的自管小組打了電話。在自管小組協調下，老人很快與樓上住戶達成處理協議。

自管小組副組長趙鳳霞說，這是陜西寶雞市試點“社區院落微治理”的成功實踐。自2018年6月街道辦在3號樓推行“黨建 微治理”項目以來，3號樓49戶居民協商成立了自管小組，制定了院落居民公約，承擔起小區物業管理、居民糾紛協調等事項。

“社區網格化管理在網格劃分、人員配備、技術應用等方面離不開政府主導，也不能忽視社會組織、社會力量的充分參與。”竹立家說，要暢通和規范市場主體、新社會階層、社會工作者等參與社會治理途徑，形成政府治理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動。LW

南京市建鄴區南苑街道興達社區的網格長范璐（左）和同事在超市為轄區居民代購蔬菜（2020年2月17日攝） 李博攝/本刊

叁

平戰結合探良方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鄧華寧 王俊祿 毛海峰 李金紅

◆優化網格任務內容和數量，進一步明確和細化網格員角色、定位，厘清基層責權利

◆解決網格員認同感和歸屬感，吸引更多人才參與社區治理

◆結合社區實際在平時開展預案演練，提升網格員資源調度、統籌協調等應急響應能力

◆引入社會組織、購買市場服務、吸納社區居民，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社區治理

科技賦能，利于平時監測管理、資源整合，也利于戰時靶向聚焦、及時調度

“如果用一個詞形容2020年的工作狀態，你會怎么說？”對于這個問題，安徽省阜陽市某社區網格員佟敏（化名）的答案是“忙碌”。從年初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不知所措的“慌忙”逐漸轉向有條不紊的“趕忙”，到疫情常態化后日常工作的“繁忙”，她的直觀感受是，前期的慌忙或許可以通過平時多“練兵”的未雨綢繆方式減少。

不只佟敏一個人這樣想，多位受訪網格員說，基層社會治理不僅要關口前移以織密網絡，還要夯實基礎以織牢網絡，多措并舉提升社區網格化管理水平，做好更精細布局。

“當前處于新發展階段，人口結構、社會需求正在發生變化，各種突發情況的發生可能愈發頻繁，社會治理難度增大。”中共北京市委黨校教授談小燕說，以“平戰結合”思維，做到事前無急有備，事中有急能應，事后應后能進，社會治理效能會更凸顯。

“網格化管理應當織就一張抗壓能力強、聯動范圍廣、伸縮時效快的網，能根據社會形勢變化和上級決策部署及時調整，作不同形態的應急演變。比如在疫情高峰期，具備迅速調動自身并聯動各主體應對的能力；疫情緩解后，適時恢復常態化。”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

社區治理如何及時實現平戰轉化？記者近期調研東、中、西部多省市，部分受訪基層干部和社區工作者開出了優化網格任務、合理化人員結構、提升應急響應能力、多元主體參與、加強技術替代五張良方。

優化網格任務

排查安全隱患、掌握動態信息、開展疫情宣傳、保障生活供應、發放防疫物資、關注特殊群體……類似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突發事件來臨時，網格員在繼續承擔常態化管理工作的同時，還要積極協調組織應對。但網格范圍未縮小、網格員隊伍未快速充實，導致網格員群體壓力倍增。

多位受訪專家說，通過網格化管理拉開基層疫情防控網，拉升了社會整體疫情防控水平。但網格化管理的多層級結構表現出科層制傾向，一方面類似“防疫表格”“防疫臺賬”等機械性工作疊加匯入社區，一定程度上異化了網格化管理精細化的初衷；另一方面事權下沉，大量問題出現后被包裹進網格管理框架，網格原本自下而上反映、傳輸問題的功能容易被自上而下的行政性任務指派取代。

“網格員不是萬能的。其角色、定位應進一步明確、細化，需加強制度建設。”談小燕說，可考慮落實基層事項準入制度，“甩干”冗余責任，厘清基層責權利。

“調查發現，社區工作者50%的時間精力，都在忙于填表、報材料。”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區委常委、組織部部長邵雪榮說，為此，江干區著力厘清社區（村）依法履行和協助基層政府工作事務清單、網格管理服務事務清單、社會組織可承接的基層事務清單，嚴控“一票否決”事項，杜絕隨意將職責轉嫁到社區。同時健全完善基層減負掛賬清單制度，用紀律為基層減負保駕護航。

除了優化任務內容，還要優化任務數量。江蘇常州新北區網格化服務管理中心主任黃克非說，新北區對網格的管理難度進行評分，將流動人口數量、出租屋數量、商戶數量等信息納入考量，進行加權核算。對管理服務難度高的網格，多配網格員，并對農村網格適當擴大范圍。例如，新北區管理難度最大的網格，500戶居民中有400多戶是群租房，管理服務難度大，需安排兩個以上網格員。

合理化人員結構

基層社會治理面臨的人手不足問題，在2020年上半年疫情防控期間表現得尤為突出，包括基層干部、樓棟長、志愿者在內的臨時網格員多為“臨危受命”，但這并非長久之計。

“由于缺乏薪酬待遇和職業發展空間優勢，社區管理隊伍流動性強。平時人手緊張，戰時應急任務重更會難以應對。”竹立家說。

記者調研發現，網格員來源復雜，不少是經公開招考和與社區網格化管理分中心簽訂勞務合同的合同工。這一身份屬性讓一些網格員在工作中自我認同感和歸屬感不強，一定程度上影響其能動性的發揮，影響網格員隊伍穩定。

為了打造一支穩定的網格員隊伍，江蘇省常州市文聯主席舒文說，天寧區采取招收本地退休職工當專職網格員的做法。他們具備豐富的人生閱歷和人際交往經驗，作為本地人熟悉周圍情況，能確保彈性工作時間，在社區中“走得進門，談得上話”。更重要的是，由于與鄰里熟悉，解決了網格員歸屬感弱的問題。

“天寧區這兩年招收了518名專職網格員，工資每月1500元，年底還有四五千元的全年績效考評獎。”舒文說。

此外，通過“三支一教”吸引大學生到基層服務等方式，有助于提升社區治理水平。受訪專家建議，進一步打通大學生社工成長空間和路徑，比如對表現優異者提拔重用、對有社區工作經歷的大學生在公務員考試中給予加分。

“多頭發力，吸引更多樣的人才參與社區治理。”談小燕說，網格員隊伍中的青年群體學習能力強，但對社區情況了解不足，退休職工擔任網格員則往往缺乏緊跟現代信息技術發展的能力，因此要注意平衡隊伍人員構成配比。

提升應急響應能力

平時加強網格員隊伍應急響應能力培養，才能在戰時“常打勝仗”。

多位受訪專家說，疫情防控的過程暴露出部分網格員充任防疫“先鋒”的能力不足，面對危機時職責仍停留在傳統的“上傳下達”，欠缺應對突發情況的察覺、研判、報告和先期處置能力。

針對不同種類的公共突發事件，不少網格員在資源調度和統籌協調能力方面存在短板，容易本領恐慌。竹立家建議，綜合運用不同層級行政力量，結合社區實際開展預案演練，定期考核習得情況、并與績效掛鉤。

“網格員處理公共危機的專業知識技能也很重要，可建立教育培訓、專業指導等服務保障機制。”談小燕說，比如針對公共衛生事件，需加強信息公開、居民心理疏導、應急物資接收和分配等方面能力。

在江蘇常州新北區，針對網格員集訓的力度已明顯加大。黃克非說，城管、藥監、應急管理、生態環境、市場監管等相關職能部門不定期、經常性開展專項培訓。比如，醫療器械和藥品的合規檢查、居民樓安全消防檢查、液化氣罐檢查等，助力網格員在實戰中不斷提升素質能力。

浙江溫州鹿城區五馬街道矮凳橋社區由高樓大廈及老舊小區組成，住著5400多戶、15600多人，有14個物業小區和4個無物業小區、開放式小區，管理難度大。該社區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葉俏建議制定包括一整套規范操作流程及指導文件在內的“基層操作手冊”，提高社區應對突發公共安全事件的標準化處理水平，從排查摸底、巡防管控、后勤保障、指揮協調、信息報送等方面著手，明確工作流程、管控對象、處置辦法，提升社區整體應急響應能力。

多元主體參與

戰時網格任務大幅增加，僅依靠網格員等社區工作人員，力量難以支撐。受訪專家建議，平時推動社區網格化管理向多元共治發展，通過引入社會組織、購買市場服務、吸納社區居民作為新主體等方式，實現社區治理共同參與。

2020年上半年，浙江杭州下城區每天有上千人次的“武林大媽”志愿者投入疫情防控工作，24小時分批次值守、巡防在抗疫前線。在溫州，10萬余名志愿者參與疫情防控，力量下沉到每個社區、每條街道。

數量龐大的志愿者團隊，成為浙江基層抗疫完善公共治理的重要力量。在各級政府指揮下，他們通過地毯式排查及時發現大量線索，協助落實居家隔離、集中隔離、分級治療等措施。

另一方面，在處理公眾面對公共危機時的恐慌情緒等方面，社會組織往往更能發揮作用，以專業化的疏導能力和精細化的工作方式，在助力社區有效治理的同時，更好滿足社區居民個性化需求。竹立家建議，積極培育面向社區提供服務的社會組織，并打通社會組織融入社區治理的途徑渠道。

引入市場化手段管理及購買市場服務，也是多元力量參與的重要方面。比如，可考慮將物業服務中的保安力量納入社區管理隊伍，加強職業技能及素養培訓。

“社區居民的積極參與是網格化管理扎實推進、有效應對各類治理風險挑戰的基礎。”竹立家說，但當前居民普遍對網格化管理認知程度較低，參與意識薄弱。再加上多數社區、街道對此項工作的宣傳不到位，致使居民并不了解網格化管理的功能、模式及意義。

受訪專家建議，完善社區事務公開、為居民提供便捷服務的相關機制；定期召開社區會議，組織居民就社區事務展開討論，并以此為依據改進管理；拓寬參與渠道，鼓勵社區積極分子、骨干及居民以各種途徑為社會治理出力。

加強技術替代

基層社會治理的平戰轉換功能，關鍵在迅速、精準，這離不開科技支撐。比如信息聚合、數據共享等手段，既利于平時的監測管理、資源整合，也利于戰時的靶向聚焦、及時調度。

疫情防控期間，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重構了防控形態，對社區治理幫助顯著。在浙江杭州喬司街道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中心，各村社的精準化、數據化統計管理，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數據大腦’已成為區、街道、社區、網格四級聯防聯控體系的中樞，為形成抗疫及基層治理合力提供了重要支撐。”浙江杭州余杭區喬司街道副調研員李國華說。

受訪專家建議，未來可依托各類現有信息平臺特別是社區信息平臺，著力開發適用于社區日常工作及應急管理工作各環節的應用系統，有效支撐社區危機監測、信息報送、宣傳教育、困難幫扶等工作，有效支撐省、市、縣、鄉四級數據聯通，構筑起人防、物防、技防、智防相結合的社區防線。

另外，可建設全面多級的數字化綜合信息系統。以疫情代表的公共衛生事件為例，一方面要注意信息傳遞的垂直貫通，另一方面，密集分布的社區所遇問題往往相近，也應注意水平層級的信息共享，以形成對疫情防控全局應對的認識。

同時，打通部門間壁壘，確立統一標準、制定傳遞規范、核定技術標準，保障實現同一數據的一次性上報，提高信息管理全覆蓋效率，助力由經驗決策升級為數據決策，提升社區的事前預警能力。

“要注意的是，部分地區建立數字管理平臺后，由于相關人員技術掌握不熟練，以及管理機制不健全等原因，反而造成了資源浪費。”竹立家說，未來加強技術替代，不僅要重視硬件設施建設，更要完善實際操作中的使用機制。LW

2020年4月30日，浙江省臺州市三門縣心湖社區網格員上街巡查 李貝妮攝/本刊

肆

讓網格承載更有力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張康喆 閆睿

◆人手不足、專業能力不夠，怎么辦？“一格多員”配置調動多方面力量參與網格化管理，發揮出團隊作戰優勢

◆接了單，如何解單？社區網格員有細致的責任清單，無法獨立解決的問題，可以從社區（村）網格到街道（鄉鎮），再到縣區及市里相關職能部門，分類協同解決

◆人少活多錢少，隊伍不穩，怎么辦？提高專職網格員薪資標準，政府出資撥款用于網格員補貼，收入高了，網格員工作更安心

數十本淡綠色表皮的本子一字排開，幾乎鋪滿了桌面。隨手翻開其中一本，從所轄范圍、居民戶數到所在社區平面圖內的位置標識，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前進區園林社區下轄的某網格概況一目了然。再往后翻，每個家庭戶的基本信息，細化到流動人口、老齡信息、幫教信息等一系列指標，清晰具體。

這樣一本社區網格化管理綜合信息采集簿，每位園林社區的網格員都不會陌生。疫情初期，居民信息掌握不準、社情民意掌握不及時成了社區管理上的短板，直接影響網格員日常工作，影響基層治理效能。

如何轉危為機？用“1 6 N”織密多層社區網格、以八步閉環工作法做實工作流程、想方設法激勵工作實效……一本本密密麻麻的采集簿，是佳木斯推出多項舉措發揮網格化作用的結果之一。

更細密的網格

兩個月前，佳木斯市前進區和平街道站前南社區網格員李媛媛經歷了一場小小的危機。晚上9點，李媛媛來到青年路小區22號樓進行人口普查，剛敲開1單元4層一戶人家的門，她就聞到了濃濃的煤氣味。

燃氣公司、物業客服……打了一圈電話都在占線。怎么辦？著急的李媛媛想到了兼職網格員：負責站前南社區的森海物業有限公司工作人員榮令海。幾經波折，榮令海聯系到燃氣公司的主管領導，測濃度、關閥門、挨家挨戶排查泄漏點……危機得以化解。

在佳木斯推出的“1＋6＋N”網格員隊伍組建模式中，李媛媛對應著“1”：即從社區（村）干部、社會招聘、公益崗位中選配的專職網格員，榮令海對應著“N”：從本轄區街道（鄉鎮）及各級機關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群團及各類志愿者中選配的兼職網格員。而其中的“6”，則對應從社會治安、綜合執法等6大類職能部門選配的專業網格員。

“社區工作日趨復雜，僅靠專職網格員很難完成，人手不足、專業能力不夠是網格管理面臨的普遍難題。”前進區和平街道園林社區主任司波說，“一格多員”的配置，能調動多方面力量參與網格化管理，發揮團隊作戰優勢，為居民提供更精準的服務。

不過，在整座城市里，李媛媛和榮令海還僅僅是網格中的一個層級：三級網格員。“精細化管理是提升服務質量的必然要求。必須構建網格化管理的扁平化組織架構，打破層級壁壘。”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委書記楊博說。

為此，佳木斯構建起“四長三員”的網格架構：由縣（市）區黨政主要負責人擔任總網格長，黨政領導班子成員為一級網格長，縣（市）區直部門負責人及黨員干部為一級網格員；街道（鄉鎮）黨政主要領導擔任二級網格長，班子成員及干部為二級網格員；社區（村）書記（主任）擔任三級網格長，對應“1 6 N”的三級網格員，上下貫通、協調聯動。

扎實了每個網格點，網格間的距離也在不斷縮小。按照“合理定界、規模適度、無縫覆蓋、動態調整”的原則，佳木斯以城市社區200戶、農村50戶左右為標準，劃分出8528個單元格。對于網格員來說，網格密了，工作量有所下降；對于社區居民來說，網格小了，感受到的服務更細致了。

更扎實的流程

北焦化社區，因臨近焦化廠得名，隸屬于佳木斯市郊區紅旗街道辦，下設15個網格，對應3000余戶居民。

按照每個網格對應一名專職網格員的要求，這里的15名網格員有著細致的責任清單：承擔信息采集處理、代理代辦服務、矛盾排查化解等6項任務，每日巡查走訪、采集信息，并及時通過手機APP將具體內容和訴求上傳至網格群眾工作微信群和信息管理平臺。

不久前，社區主任于穎收到不少網格員反映，“部分居民從樓上往下甩插排，私接電線給電瓶車充電，極易引發火災，必須盡快解決。”

接了單，如何解單？根據問題處置權限和層級，無法獨立解決該事項的北焦化社區第一時間上報到紅旗街道辦。

“經過討論，我們考慮建設充電樁車棚，容納社區內電瓶車充電。”佳木斯市郊區紅旗街道辦主任尹峰說，街道辦接單后，牽頭聯合城管、公安、社區物業等多部門一起處理，又遇到新問題：引入第三方公司建設車棚，需要借助佳木斯市郊區商務局的力量；北焦化社區內面積不足，新車棚建設得協調用地，需聯系佳木斯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處理。

“就這樣，經過層層溝通，從社區網格到街道，再到區里及市里相關職能部門，各級體系發揮作用，一處能容納200輛左右電瓶車的可充電車棚在北焦化社區建了起來。”尹峰說，如今車棚內自行車、電瓶車分類存放和管理，安全便捷。

但事項的處理流程還遠未結束。“網格員的日常工作中，‘事項受理、分類轉辦、跟蹤問效、督促落實、結果反饋、打分評價、信息公示、歸檔銷號’的八步閉環工作法正發揮實效。”于穎說，車棚建好后，社區內15名網格員要監督到位，遇到私接電線情況立刻處理，形成全流程規范化閉環管理服務。

“明確社區網格工作清單和流程，是提升網格管理效能的途徑之一。”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推進受理處置模式標準化，有助于提升網格員辦事效率。

更多樣的激勵

尹峰的辦公桌上，放著一個印有“在職黨員進社區報到證”的紅色小本。打開本子，“5月2日清理‘十亂’”“5月31日垃圾分類”“7月1日黨日活動”“9月4日捐圖書”以時間順序依次排列，共計4分。

在佳木斯，所有在職黨員都有這樣一個由佳木斯市委組織部印制的小紅本，按照所在社區登記報到、認領崗位、下沉網格、開展活動的流程，由社區黨員負責人監督，根據活動項目積分。

“這有助于激勵黨員干部參與社區活動，沉入網格。”尹峰說，佳木斯實行在職黨員“單位管理 社區管理、單位監督 社區監督、單位考評 社區考評”雙重管理，引導1200余個市縣機關、企事業單位4萬余名在職黨員深入網格，認領服務崗位。

作為網格員的于穎，則更真切地感受到了推進網格化管理帶來的激勵。佳木斯市民政、人社、財政三部門聯合確定了社區（村）專職網格員補貼標準，提高了專職網格員薪資標準；市政府為4個城區撥款800萬元用于網格員補貼，市區網格員每月補貼可達2800元。

各縣（市）則被鼓勵參照市區標準，合理確定網格員待遇。在郊區，除了按照當地人均標準測算的網格員基本工資，區政府拿出資金保障網格員五險一金，人均可達千元。

“在北焦化社區，平均一名網格員要管四五百戶，以前薪資待遇不高，工作量大，網格員隊伍流動性強。”于穎說，現在收入高了，大家工作踏實多了。

“未來佳木斯還將建立網格員星級評定、百分制等評比激勵機制以及退出機制，把網格員工作表現與工資報酬、獎金福利、職務晉升、評先表彰掛鉤，調動網格員工作積極性。”佳木斯市民政局二級調研員韓久春說。LW

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泉街社區，社區網格員查看小區疫情防控值守情況（2020年3月5日攝） 連振攝/本刊

伍

后備力量蓄水池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網格員被合理劃分至每個基礎網格，區域內所有群眾基本信息按照脫貧攻堅的核心指標，被準確采集并清晰掌握，完成搭建監測預警系統最基礎工作

◆系統分類判斷出“紅黃綠”三級預警信息，流轉交辦、協調聯動、研判預警、督促檢查、考核評價的工作閉環中，網格員助力讓脫貧政策“接地氣”

◆部分成績突出、熟悉各項村級事務的網格員進入基層組織考察視野，暢通“網格員—村級后備力量—村干部—村黨組織書記—鄉鎮干部”的培養鏈條

最近，寧夏鹽池縣花馬池鎮沙邊子村的楊宗茂覺得自己挺幸運。“真沒想到，我們這些‘土專家’‘田秀才’也能有到浙大、到自治區黨校聽課，到相關企業實習鍛煉的機會！”

楊宗茂說的“機會”，是參加鹽池縣村級后備力量及農村經營管理人才專題培訓班。與他一同培訓的，還有147名從全縣102個村子里層層篩選出的優秀農村青年，其中不少是農村經濟組織負責人、農村致富帶頭人，也有以網格員身份被納入村級后備力量的青年人。

除了機會更多了，鹽池的網格員們還覺得責任更大了：2020年以來，鹽池的網格員們走訪入戶時，又多了一項脫貧攻堅動態監測預警任務。

這個任務說小也小，只需網格員“架橋”，對網格區域內群眾的生產、生活、收入、飲水、住房、醫療保障、社會保障、教育等信息進行采集、上傳再核實、反饋。

但這個任務說大也大，通過數據共享、及時預警鞏固脫貧攻堅成果，促進治理方式向多元主體、精準覆蓋轉變，也讓成績突出、熟悉各項村級事務的網格員進入基層組織考察視野，為挖掘基層后備人才開辟出一條新渠道。

架起通向群眾的橋：優化管理

作為在村（社區）網格化管理中承擔具體服務的重要力量，網格員的日常職責之一是信息采集。將之與脫貧攻堅的核心指標結合，便完成了搭建監測預警系統最基礎的工作。

如何具體結合？鹽池縣的網格員們首先明確了管理對象。

按照“人口規模適度、服務管理方便、資源有效配置”的原則，鹽池在農村按30～50戶，在城鎮按50～100戶合理劃分基礎網格，統籌將8個鄉鎮1個街道、119個行政村（社區）、2009個自然單元劃入1011個基礎網格。根據親緣、地緣、業緣關系，所有網格員被合理劃分至每個基礎網格。

接著，摸清對象底數，網格區域內所有群眾基本信息被準確采集并清晰掌握，包括生產、生活、收入、飲水、住房、醫療保障、社會保障、教育、培訓就業、大病（慢病）等信息，并及時錄入鹽池縣動態監測預警系統進行管理。

統一管理，還要動態調整。為此，網格員要每半個月至少通過電話、微信等方式回訪一次，每月至少一次入戶走訪對比，定期了解網格區域內農戶信息，通過電腦PC端或手機APP端及時采集、錄入、更新數據。

由此，鹽池在縣、鄉鎮（街道）、村（社區）三個層面建立起四級網格化管理機制，實現了縣、鄉、村、戶四級數據互通共享。截至目前，當地11141戶建檔立卡貧困戶和37783戶非建檔立卡戶的基本信息已被全部錄入鹽池縣動態監測預警系統。

搭好落實政策的梯：三色預警

網格員錄入信息，只是整個預警過程的第一步。動態監測系統會按照識別程序，自動生成問題，在后續流轉交辦、協調聯動、研判預警、督促檢查、考核評價的工作閉環中，網格員還要想辦法讓脫貧政策真正“接地氣”。

針對不同群眾家庭生活的特殊性、扶貧數據的復雜性、幫扶措施的多樣性等因素，監測預警系統囊括了農戶管理、統計分析、任務管理、督辦管理、巡查管理、網格管理等功能，在掌握全縣所有農戶實時狀況的基礎上分析管理。

不同預警情況，分類處理。圍繞“兩不愁三保障”核心指標，監測系統將問題按照“存在重大風險”“暫時存在問題”“一切正常”分為紅色、黃色、綠色三級，判斷有無返貧或新增致貧風險。

產生紅色或黃色預警信息后，網格員要在精準落實幫扶措施上發力。縣級平臺管理中心首先向相關鄉鎮、行政村派發任務，并及時協調相關行業部門研判、協商，及時研究制定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和幫扶措施；接著，處理整改結果由網格員入戶核實再對數據進行動態更新，幫助實現所有問題動態清零。在環環相扣的工作鏈條中，目前接到的541項黃色預警全部得到解決。

為保證網格員能真正“接地氣”，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困難，網格員的人選也下了一番功夫。鹽池1894名村（社區）的基礎網格員，是從黨員、致富帶頭人、志愿者、村監會成員、村民（居民）代表、退休干部、公益崗人員等群體中自下而上推選產生的。

受訪專家說，網格員具有搭起落實政策梯子的天然優勢。發揮出網格“力量下沉、無縫對接、服務到戶”的作用，不僅能在對各項惠民政策落實的有效監督過程中，實現對村級（社區）工作的職能分擔、壓力分解，還能完善基層治理最后一公里，真正為群眾提供優質便捷的社會服務。

村級后備力量“蓄水池”

網格員成為預警員，讓部分成績突出、熟悉各項村級事務的網格員進入基層組織考察視野，暢通了“網格員—村級后備力量—村干部—村黨組織書記—鄉鎮干部”的培養鏈條。

“近年來，鹽池縣部分村‘兩委’班子年齡偏大，村干部隊伍‘一大三低’（年齡偏大、學歷偏低、能力偏低、群眾公認度偏低）問題一定程度存在。”鹽池縣委常委、組織部部長馬麗紅說，村干部隊伍青黃不接、結構不優等人才短板問題亟待解決。

實踐中，通過網格化管理、網格員參與，村（社區）干部力量薄弱、基層各項工作不能全覆蓋、空白點多等問題得到解決。同時，在搭建群眾與政府部門的橋梁、發揮上傳下達作用的過程中，網格員的治理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為此，寧夏鹽池出臺了《鹽池縣脫貧攻堅動態監測預警系統網格員管理細則》，建立起基層后備力量培養渠道，通過考核測評，將其中300余名表現優秀的網格員推薦作為村級后備力量進行培養，助力解決“一大三低”問題。

此外，通過持續深化“三先開路奔小康”“黨建 移動課堂”等主題宣講活動，打造“春花秋實”理論小課堂、“指尖上的黨建新陣地”“掌心微黨課”等一批新媒體宣傳教育陣地，鹽池對村（社區）基礎網格員開展了全方位的日常教育培訓。還利用農村黨員冬季輪訓、遠程教育平臺等，定期對基礎網格員開展政治理論、政策法規和實用技術集中培訓。

在楊宗茂的課程表上，30天課程排得滿滿當當。既有專家教授開設的“鄉村振興與農村實用人才培訓”“合作社集體經濟發展模式”等理論課程，也有走進莫干山民宿、大自然果蔬公司等特色產業基地的現場教學。

多位受訪專家說，結合網格員隊伍特點專長，有步驟地引導其介入村級事務，在實踐中增長才干，在多樣化培訓中破除本領恐慌，將有效充實村級后備力量“蓄水池”。LW

網格員楊菊梅入戶走訪困難黨員李天良

刊于《瞭望》2021年第2期

來源： 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