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志

日前，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上，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原副校長施一公在表達了對中國科研的擔憂。無獨有偶，前段時間，某國立研究所所長也在自述中談到中國科研表面上看起來一片繁榮，實則深藏危機。中國科研到底怎么了？

“我以前曾經預測，中國會在2020年論文數超過美國，沒想到我們提前完成了。”日前，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上，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原副校長施一公語調沉重地說道。

面對這項數據，為何施一公臉上沒有一絲驕傲，反倒是一臉擔憂？

施一公委員發言

“有些評論因此說，中國的科技實力已經超過美國了，我很擔心。”5分鐘左右的發言，施一公說了3次“很擔心”，讓他感到擔心的，是目前科研的現狀和科研評價的問題。

“在中國，

想‘做’核心的科技評價指標，

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在此次會議上，施一公在參與討論《政府工作報告》時發現，過去5年里，國內有效發明專利擁有量增加了兩倍，技術交易額翻了一番。“如果較真一點，假設國內有效發明專利從100增加到300，技術交易額從100變成了200，那么單個專利交易額其實是不增反降了，是5年前的66%。”施一公算了一筆賬。

這一數據折射出來的，是科技評價體系的問題。施一公稱， 在各個單位，不論是晉升還是考量績效，都會把專利、發表文章、文章的引用數和文章所發表雜志的影響因子作為標準，而且這一風氣愈演愈烈。

“但這幾個核心的科技評價指標——文章數量、論文引用率、雜志的影響因子——都可以人為地提高。我想大家知道我這句話的意思。”他表示，“各個學校、單位都辦了雜志，想要提高影響因子，互相引用就可以，引用多了，影響因子自然也就高了。”

“中國這樣的國家，想要把這3個指標做上去，我認為是易如反掌。”在施一公看來，論文不足以說明科技實力，美國沒有這樣的評價方式，科技實力卻依然領先。

“因此，論文和科技實力是兩回事，大家千萬要分開。”

不過他也承認，數字指標在各個單位都很重要，影響到評獎、評優、評先：“這是矛盾的兩方面，一方面如果沒有這些標準，如何反映科研的質量，但有了這些標準，大家拼命‘做’這個數字怎么辦？”

“有些文章，通俗點叫‘垃圾文章’，就是純粹為了發文而發文，這種情況太多了。”談到業內和社會各界出現的“論文無用”論，施一公表示“堅決反對”。

“沒有論文，怎么能有科學技術？但在追求論文的導向如此之強的時候，評價立場如此鮮明的時候，造成的負面影響其實非常大。”

如何改變現狀？“說實話，我也沒有特別好的辦法。 如果要提建議，就是應該進一步改進科學評價體系，這需要全社會達成一種共識。”施一公談到。

考核體制：

學術界的一大問題

從SCI開始，到IF，再到CNS，看似是逐步重視質量，但本質上還是論文導向。論文導向錯了嗎？誠如施一公所言，這并沒錯。

我們都知道，科研，尤其是基礎研究，就是要通過發表學術論文（著作）來闡述自己的學術理論和發現。但是，作為一個國家的政策，如果以論文為導向可以說是錯了。

這樣的政策導向，很容易把科學追求的精髓淡忘，而進入一種功利性的追求。一旦跟物質利益、功名權貴等等，結合在一起，在具有無限智慧的國度里，長期以往，后果可想而知。

看看今天一切向錢看的社會后果，就不難理解學術界今天的樣子。

學術界本來就有學術界的規范和標準，大家都清楚的。學術期刊就是專家負責制，學術成果的評價和學術論文的質量，專家的審稿意見是決定因素。同行評議，都很清楚。

為什么不能很好地運行呢？利欲熏心。好好看看這個字——熏，看見什么了？

如果沒有健全的、公平合理的考核體制，這樣下去，還是“濤聲依舊”。

中國科研現狀：

表面上一片繁榮，實則深藏危機

除了論文以外，目前中國的科研現狀，也讓人擔憂。

前段時間，某國立研究所所長也在自述中表示，中國科研表面上看起來一片繁榮，實則深藏危機。

“目前中國的科研看起來很繁榮、很熱鬧，但是你如果靜下心來，把中國的科研放到世界競爭的大格局里，站在科技發展的大視野上回望，就會發現：不管是基礎研究的理論、還是在重大技術的突破，你能看得見的中國人有誰？似乎很難看見誰。原創性的理論極少有咱們的東西，技術領域更是這樣。”

“其實不只是我有這種想法。我身邊一些做科研的朋友，其實也都做得挺順，但當大家在一起聊天、喝酒，到了最后比較酣暢的時候，就會發出同樣的感慨、產生深深的憂慮：如果再這么玩下去，中國的科研就沒戲了。”他談到。

（以下內容根據其口述材料整理。）

跟班式研究害人不淺

其實，中國人很勤奮，中國的科研者比國外的同行都辛苦，智商也不在他們之下，國家給的資金也算充裕，投入的人力更是不比他們少。但是，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表面上一片繁榮，實則深藏危機”的狀況？

“我認為，制約我國科學研究的，是流行的科研方式——跟班式科研，說的惡心一點，是奴才式科研。”上述某國立研究所所長說。

跟班式科研的特點是：不去獨立思考學科內部的核心矛盾與突破方向，緊跟國際熱點，為大牌科學家的理論作無關緊要的修補，有一點成果便自稱“重大突破”、“國際領先”；或者緊盯幾本流行的科技刊物的研究，改頭換面、添油加醋也攢一篇發在影響因子很低的刊物上。

這種研究，作為研究生起步時學習與訓練還說得過去，但如果作為獨立工作以后還這么做，就很可悲了。更可悲的是，由于這種研究方式發文章快、“效率高”，其從業者甚至很快成為科研價值的評判者，并將“從文獻縫隙里找方向、以文章數量與引用為標準”等作為科研工作的正途。久而久之，那些課題時髦、文章多的人就大紅大紫、名利雙收，而那些研究真問題、做真學問的人反而成了孤獨的異類，甚至被打入冷宮。

現有學科體系被沖擊得七零八亂

再談另外一點，現在各個大學都在爭建世界一流大學。那他們以什么為指標？還是上面談到的論文。

這就產生了一個很奇怪的現狀：一個國家的科學體系應該有一個完整合理的布局，國家需要什么，我們就能有什么頂上去。而現在以論文為標準的話，大家一定會偏到“哪個熱、哪個好發文章”的領域去。

比如說，搞航空材料的，可能就都偏到納米去了，因為那一塊發文章快、文章引用率高。

下來，大家會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就是有用的東西沒人做，做出來的東西其實沒有太多用處。

另外，它會把我們現有的相對完整的學科格局都會打亂。

按道理說，每一個學科都應該有一幫人在那里弄，弄的時候當然也要注意學科的更新，但大致上一個學科的格局還應該在那兒，更新也應該是間接的、漸進式的。但在現有的考評體系下，大家一看哪個地方熱，就嘩一下都跑那去了，把一個學科的體系沖擊的七零八落、東倒西歪，剩下的就是一些頭發花白的老先生在那里堅守、呼吁。這樣，下一個科學的重大發現就和你無緣了，因為人都已經跑光了。

每一個重大的突破都是需要經過一個不出重大突破的相對困難的沉默期，比方說十年、二十年，這就需要有一幫人頂得住。

像在國外，經常有的人十年、二十年沒有什么大的發現，但是因為他在這個領域的聲望，個人收入并不受這個影響。大家都覺得他是這個領域的一個智者，只是說他還沒有到時候拿出東西而已，對他非常寬容。

我們現在也說寬容，但各種與物質、與利益相關的都不是寬容的，所以就養成跟班式的研究。這是大多利益的約束條件下優化的結果，不能怪科學家不講良心——每個人都生活在現實的世界里，他必須往這個方向走。

你要想這件事的話，就會覺得很可怕：跟班式科研不僅沖亂了現有的學科體系，還使得新的重大突破與我們越來越遠。

科學家的科學鑒賞力正在被損害

跟班式科研損害的，還有科學家的鑒賞力。

就拿自然科學基金的評審來說吧。自然科學基金分幾類，青年基金這一塊，看的還是申請者的基本素質，我覺得它不會有惡性引導；但是當你申請和重點基金時，就不一樣了。你要申請面上基金，就要證明你在這個圈子里小有影響，就得有拿得出手的東西來證明；當你要想去申請重點的時候，你就要拿出更多文章，證明你是這個圈子里能夠數得出來的幾個人了。總而言之，你要有文章，要有比別人更多、更好的文章。

另外，無論是青年還是面上、重點基金，申請者都要說熱點的話題、流行的話題，因為評委們會覺得：哦，這個人對前沿現狀比較了解。你要是說一個冷門問題，很容易引起意見分歧。雖然基金委也有異議項目，但實際操作中幾乎沒有可能，因為異議項目需要幾個評委一起聯名提出，認為它真的好。但是，說句實話，我在那里開了七天會，那么多項目，看那些“差不多”的項目可能都來不及，根本沒精力去看看被別人槍斃的項目里有沒有金子。

而且，只要是原創性的項目，就一定會和某些評委產生沖突。比方說異議項目拿到我手里審，我過去的工作證明這個杯子是圓的，你卻說這個杯子其實不能夠用“圓”來形容，而要從另外一個視角來看——那我這個評委本能地就會反感，本能的就會給你挑刺。但是你假如說：徐老師說杯子是圓的，這個理論真的很偉大，但我想在這個基礎上看看它是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圓、或者百分之九十九圓——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評委一看心情就很順，就容易給你打勾。

因此，凡是原創的東西就會沖擊大家現有的觀念，甚至會沖擊到某一派人——他們過去已經靠這個獲取過利益。所以我們經常會看到一些被PASS掉的申請書，理由就兩句話：“研究隊伍不合理，建議不予資助”——其實評委們并沒有去深入地了解，就是很武斷地給你弄掉。

這樣久而久之，最后會讓我們的科學家喪失對科學的鑒賞力。現在去開會評審的人，應該都是有帽子、有職位的人，但是你和他們來交流時會發現：不管是科學的思想、科學的審美或是對學科本身的整體把握，你會發現他們的能力越來越弱。

我經常拿基礎研究和藝術創作來做比較：現在我國不光沒有創造藝術的，而且缺乏有藝術審美力的鑒賞家——科學也是這樣。結果就是：你畫出來的畫那我一定覺得不如印刷品，后者多么規范、多么與國際接軌啊，你那個曲曲折折的是什么？

如果一個國家的科學鑒賞力喪失，怎么還能創新？

中國現在的科研

還有一個更深的問題。現在成為大牌科學家的這些人，恰恰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

他們是最早“覺悟”的，所以走得最快，現在可能已經是院士、或者某些部門的科技負責人了。這些大牌科學家也許在夜半醒來的時候，會覺得這樣做也有些不妥，但是你要是公開說，就真的是動了他的核心利益，所以這種話誰都知道，但誰也不敢說。

所以我們的科學圈里有這樣一個怪異的現狀：當他（她）有創造力真正能做科研的時候，是在以利益化的方式在做科研；當他（她）做到功成名就，立馬會反過來再去做一些真正的科學工作。但說實話，當人超過了五十歲，已經很難做出像樣的成果了。

所以還是知無畏、敢想敢做的年輕人最容易出成果。但是現在更多的年輕人，還必須像他（她）的老師一樣這么走，因為假如你過早地去鉆研真問題的話，你就會被淘汰。

所以你要想早點功成名就，也得去復制你老師的模式——以最快的方式爬到山頂，然后在山頂上再去悟道。

所以這個事情誰也不好捅破。并且這些人現在已經占據著這樣的位置，即使他半夜醒來，心里偶爾會驚悚一下，但是他是絕不會認賬的。

因此，中國現在的科研，已經陷入一個往下墜的狀態。對于基礎研究的那些引導、激勵措施，其實是在加速讓科學下墜——這真的是一個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