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強調全面從嚴治黨的新時代，黨員管理和教育方面的焦點逐漸向優化黨員結構和提高黨員素質轉化。黨員退出機制作為促進中國共產黨肌體新陳代謝的有效途徑，對于黨的建設具有重大意義。加強黨員的思想建設要與暢通不合格黨員退出路徑有機統一，只有這樣，才能打通中國共產黨發展的“任督二脈”。完善黨員退出機制既是全面從嚴治黨的現實要求，也是提高黨組織活力的重要保證。

黨的十九大的召開，標志著中國的社會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了新時代，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進入了新時代。在新時代，黨員管理和教育方面的焦點已經由黨員數量的增加向優化黨員結構和提高黨員素質轉化。黨員退出機制作為促進中國共產黨肌體新陳代謝的有效途徑，在強調全面從嚴治黨的今天意義重大。

一、明確目標靶向：精準定義“待退出黨員”

　　 《中國共產黨章程》(以下簡稱黨章)在法律意義上明確了黨員退出黨組織的合法性。黨章第九條規定：“黨員有退黨的自由。”黨章將缺乏革命意志者、不履行黨員義務者、不符合黨員條件者皆定義為不合格黨員。具體來講，缺乏革命意志者，泛指黨員隊伍中沒有堅定信仰之人或者其信仰在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后發生了改變之人；不履行黨員義務者，泛指黨員隊伍中沒有起到先鋒模范帶頭作用之人，特指在工作崗位上不作為的個別人，這一部分人僅僅享受著作為一名黨員的權利，而不去履行應盡的義務。由此可見，黨章關于“待退出黨員”群體的界定較為宏觀，相關標準和定義的具體落實存在困難。例如，標準界限難以認定，思想狀況難以研判，退出的具體細則尚不完善且難以操作等。

　　 在學界關于“待退出黨員”的研究中，李杏認為，這部分黨員是有別于黨內腐敗分子的，他們主要是黨章黨規要求“作為”而“不作為”，不積極履行黨員義務，精神和行為狀態消極，最終影響黨的先進性的那部分人[1]。在顧耀昌看來，這部分不合格黨員主要是指喪失了共產主義信念，革命意志衰退，不履行黨員義務，長期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不交黨費，不做黨組織分配的工作，根本不起黨員模范帶頭作用的那一部分人[2]。周曉紅和宋江洋認為，這類不合格的“待退出黨員”基本指那些理想信念不堅定，組織紀律渙散，思想腐敗且行為墮落，不履行黨員義務，不起黨員模范帶頭作用的人[3]。綜上所述，黨員隊伍中的這部分“待退出黨員”應當具備以下三個特征：喪失理想信念、滯留在黨內不作為、得出“不合格”的自我評估結果。

　　 這三個特征是有機統一的。有的黨員可能具備其中的一條或者兩條，有的黨員可能三條兼具。首先，從精神層面看，一些黨員的不作為常常是由喪失理想信念造成的。一些黨員在申請加入黨組織的時候已經形成了堅定的理想信念，但是在入黨之后，他們可能放松了在思想方面的學習，并且在和一些錯誤消極思想做斗爭的時候發生了動搖。其次，滯留在黨內不作為是一些黨員在喪失理想信念后做出的消極反應。這部分黨員抱有僥幸心理，在享受其黨員身份賦予的既有權利之時盡可能地逃避其所應承擔的義務。如果我們對持有這種想法的黨員不及時予以排查、教育和清退，長此以往，中國共產黨的肌體健康將會受到威脅。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全黨要更加自覺地堅定黨性原則，勇于直面問題，敢于刮骨療毒，消除一切損害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因素，清除一切損害黨的肌體健康的病毒。俗話說，千里之堤，毀于蟻穴。通過對黨員退出機制問題的深入研究，黨組織可以防患于未然。通過培養超前的危機意識，完善應對機制，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可以得到保障，從而在源頭上保證全面從嚴治黨任務的完成。再次，得出“不合格”的自我評估結果是黨內一些同志在意識到自我理念喪失之后做出的理性回答。這種行為是在遵守黨章黨規的前提下做出的。黨章第九條規定：“黨員有退黨的自由。”黨員要求退黨，應由黨支部經黨支部大會討論后宣布除名，并報上級黨組織備案。提高黨員自我評估和對他人評估的公開性、科學性是實現中國共產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表現。

二、從歷史到現實：對黨員退出機制的時代審視

　 　 中國共產黨經過90多年的發展，其規模已經從當初嘉興南湖會議時的幾十人成長壯大為如今的幾千萬人。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執政黨。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批又一批接受過馬克思主義洗禮的仁人志士懷抱救亡圖存的愿望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們為了民族和國家的生死存亡浴血奮戰。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在國家的建設和改革過程中擔任了核心角色。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人們逐漸形成了以加入中國共產黨為榮的意識，這無疑是對中國共產黨90多年來的領導和奮斗的極大肯定。但是，與此同時，人們也不自覺地預設了“退出中國共產黨即為不先進或者反革命”的意識。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明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表現出的偉大胸襟和英勇氣魄。因此，打破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式就成為完善黨員退出機制的必要前提。

　 　 (一)肌體凈化：黨組織的新陳代謝

　 　 暢通的、全方位的黨員退出機制是政黨生態系統平衡的保證，是政黨生態系統修復與凈化的內在要求，是實現政黨生態系統運行效能的價值選擇[4]。

　　 首先，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不斷自我更新的有機體。列寧認為，“……辯證方法要我們把社會看作活動著和發展著的活的機體”[5]。中國共產黨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旺盛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的能力。黨正是因為十分重視黨員隊伍的管理制度，才能日久興盛。黨員隊伍是中國共產黨的血肉，黨員的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靈魂，只有使加強黨員的思想建設與暢通不合格黨員退出路徑有機統一，才能夠打通中國共產黨發展的“任督二脈”。

　　 其次，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不斷自我革命的有機體。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就在于與時俱進、吐故納新。毛澤東曾提道，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只有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暢通不合格黨員退出路徑符合黨員隊伍的動態管理原則，是增強黨員自我評價和自我反省的自覺性的必然要求。未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員隊伍管理機制中，自評自省環節將逐漸與制度管理有機統一，思想建黨將逐漸與制度治黨緊密結合。

　　 再次，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擁有自覺意識的有機體。任何有機體都具有自我組織、自我調節的功能，一個系統的有機性程度取決于它的自我組織、自我調節的能力[6]。中國共產黨的黨員隊伍規模經歷了一個從小到大的過程。伴隨著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的不斷攀升，黨員的素質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然而，黨內監督的重點對象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即“關鍵少數”群體，對廣大基層黨組織中存在的不合格黨員的監督和管理還有待完善和加強。完善黨員退出機制能夠有效防止黨員隊伍中出現尾大不掉的問題，黨員退出機制的完善能夠有效增強黨員的流動性和肌體的純潔性，節省管理和

懲罰的成本，有效避免事后處罰，將問題在源頭遏制。

　　 (二)黨規指向：黨章規定的退黨自由

　 　 黨章是政黨的宗旨和行為規范，也是衡量一個政黨是否成熟的關鍵因素之一。首先，黨章第一章第九條對黨員的退黨自由做了明確說明。黨章將退黨劃分為勸其退黨、自行脫黨、除名等。其次，黨章對黨員退黨的方式方法予以說明。一方面，對于“一缺兩不”黨員(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黨員義務，不符合黨員條件的黨員)，黨支部發現后先要對其進行教育并要求其限期改正。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在面對這些不合格黨員的時候還是秉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的。另一方面，無論執行任何一種，都要經過黨支部大會討論決定，并報上級黨組織批準。這表明，無論以何種方式退出中國共產黨，各級黨支部及其上級黨組織都要保證整個退出過程的客觀與公平，盡最大可能地消除主觀性的干預。再次，黨章對退黨條件分別做了說明。例如，勸其退黨是針對不接受教育、拒不改正的“一缺兩不”黨員(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黨員義務，不符合黨員條件的黨員)，自行脫黨是針對沒有正當理由的“三不黨員”(連續6個月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或不交黨費，或不做黨分配的工作的黨員)，除名是針對勸退未果者和自行脫黨人士。然而，黨章關于“待退出黨員”群體的界定總體來說過于宏觀，不同的人對此的不同解讀可能會導致不同的處理方法和結果。現實的情況更多的是：基層黨組織針對此類問題干脆采取回避、擱置甚至不予理睬的不作為方式。

　　 與此同時，縱觀黨內的規章制度，大部分關于退黨或除名的處理辦法都是針對已經違反黨紀國法的黨員，較少有具體條例是針對“待退出黨員”主動退黨的。例如，黨章第四十二條對違反黨的紀律和國家法律的黨員的處理方式進行了說明，《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七條、第十二條和第十五條分別對違反黨的紀律的黨員和黨組織規定了處理方式。在黨章中，對于自行退黨的說明僅有第九條的這一句：“黨員有退黨的自由。黨員要求退黨，應當經支部大會討論后宣布除名，并報上級組織備案。”[7]因此，目前關于“待退出黨員”主動退出黨組織的規章制度尚處于待完善狀態。

　 　 (三)時代要求：全面從嚴治黨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對黨的建設愈加重視。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再次強調，要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堅決改變管黨治黨寬松軟狀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全面從嚴治黨是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關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都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全面從嚴治黨從來都不是口號，中國共產黨對黨內風氣和生態的建設一直以來都強調要落實于實踐中。在凈化黨內環境方面，中國共產黨制定了詳細的規章制度，對黨內可能出現的腐蝕或者破壞黨內和諧的情況絕不姑息，對出現問題的黨員秉持先教育后處理的原則，不搞“一刀切”。可以說，黨對每一位退出黨組織的黨員的處理都有明確的依據。

　　 中國共產黨早已經將全面從嚴治黨提上日程。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1月28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新形勢下黨員的發展和管理工作進行討論，并提出規模適度、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紀律嚴明、作用突出的建設目標。從實踐層面看，中國共產黨制定了相關路線圖，設立了與“一府兩院”并列的監察委員會。這一舉措無論是對黨還是對人民群眾，都是一次制度創新和理論進步，經得住實踐的考驗。中國共產黨在不斷完善監察制度和對違法違紀人員的處理方式的同時加強對黨員退出機制的關注和重視，這將有利于中國共產黨落實全面從嚴治黨。完善黨員退出機制既是全面從嚴治黨的現實要求，也是提高黨組織活力的重要保證。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加強了對黨內貪污腐敗黨員的處理，高懸巡視利劍，保持震懾常在。這一行為使得黨內的“關鍵少數”漸漸產生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觀念，進而在黨內營造了風清氣正、政治清明的氛圍。多次的巡視不僅對各級領導干部產生了震懾，而且對基層黨組織的廣大黨員同志也形成了震懾。廣大黨員同志更加堅定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出現矛盾的時候，能夠更加果斷地做出正確抉擇。與此同時，在廣大黨員群體中，也有一部分黨員經過自我反思和自我評估以后，認為自己的行為與黨員這一光榮身份不相符合。這部分黨員的動機是主動的，并且他們會主動向其本人所在的黨支部進行反映，在主動接受黨支部對其進行的限期教育后做出決定。因此，建構科學合理的黨員退出機制是落實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超越傳統觀念：建構科學合理的黨員退出機制

　　 近年，關于黨員退出機制的研究主要針對違反了黨紀國法的黨員群體，而關于無違法犯罪行為黨員的退出機制的研究目前存在空缺。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社會各個群體對于黨員退出機制形成的固化認識，即認為凡是退出黨組織的人員都是違反了黨紀國法或者出現了個人錯誤的人，將所有退出黨組織的人裝進了同一個“水桶”，人為地為退出黨組織的人賦予了消極內涵。這種“水桶”思維在社會盛行必然會導致這樣的結果，即“待退出黨員”為了不被“區別對待”而繼續滯留在黨組織內，為將來可能出現的違反黨紀國法的行為埋下隱患。因此，打破對黨員退出機制的固有觀念刻不容緩，這同樣是中國共產黨將問題前置的重要方法。

　 　 (一)核心要義：廣大黨員要有深刻的自省意識

　　 在黨員隊伍中，普通黨員占大多數，各級領導干部只是少數。因此，廣大普通黨員作為黨員退出機制面對的主要群體，更應該以黨章為基本約束，對自身的思想意識和行為做出正確判斷，切勿為了黨員身份所帶來的附加利益而滯留在黨組織內，也不應該為了避免主動退出黨組織后在社會中可能遇到的“區別對待”而對自己的思想狀況視而不見。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廣大黨員要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時刻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使命，投身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建設中。這是作為一名黨員應該自覺擁有的意識和信仰。馬克思認為，“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他具有有意識的生命活動。這不是人與之直接融為一體的那種規定性。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8]。人與動物最大的區別就是人的有意識的生命活動，人不僅有自己的生命活動，而且能夠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成為自己意識的對象。廣大黨員要將自己的生命活動作為認識對象來進行反思，以各級黨組織為單位，定期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反思自己當前一段時間內的工作和行為是否符合黨對自己的要求。

　　 一方面，廣大黨員一旦發現自己在思想上出現了精神懈怠或者信仰不堅定等問題，應該及時主動地向黨組織反映，并主動申請進行限期教育。如果經過黨組織教育和主動學習后，情況仍然不見好轉，這部分人就可以主動申請退出黨組織。廣大黨員作為具有自主性的主體，應該在源頭上阻斷問題的發生，一旦發現自己在思想上出了問題，應及時處理，切勿等造成實際損害后再被動接受黨組織的調查，從而導致資源的浪費和個人前途的毀滅。

　 　 另一方面，廣大黨員要對黨員退出機制有一個理性的認知。首先，發現問題以后選擇暫時退出黨組織是對個人負責任、對黨組織負責任的表現，并不是人生的污點。大部分黨員在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時候擁有非常堅定的理想信念，但是人的思想不是靜止不動的，后來他們可能會有一些不符合黨的要求的意識或行為，但是尚未違反黨紀國法，這樣的同志選擇暫時退出黨組織是正確的，這樣的選擇理應得到黨組織的支持和理解。其次，黨員退出制度并不僅僅指向已經觸犯黨紀國法的人。退出不是目的，是解決黨員自身問題的手段和方法。再次，廣大黨員不應該舍本逐末，為了當前利益而忽視自身問題。黨員的權利是建立在履行黨員義務的基礎上的，沒有無義務的權利。

　　 “徒有其名的黨員，就是白給，我們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們這樣的執政黨，即革命工人階級的黨，才不追求黨員數量的增加，而注意黨員質量的提高和清洗‘混進黨里來的人’”[9]。在黨員的發展和對有問題黨員的處理上，應秉持“良幣驅逐劣幣”的原則，讓對黨忠誠、擁有黨性修養的同志加入黨組織。無論任何時候，為政清廉、為民務實的黨員都應得到提拔、受到重用；對待在某些方面放松對自己要求的黨員，必須立刻進行教育甚至將其清理出黨組織，絕不能姑息。

　　 (二)合理訴求：各級黨組織要正視退出意愿

　　 各級黨支部作為中國共產黨在社會基層單位中設立的戰斗堡壘，在黨員管理方面，不僅要嚴把黨員入口關卡，而且要合理把握黨員的出口通道。一方面，目前的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程序包括上交入黨申請書、黨支部談話、被選為積極分子予以發展、通過黨課考試、發展成為預備黨員、預備期結束后轉正等，這在源頭上為黨員隊伍優化提供了保證。但是目前的黨員退出程序缺乏可操作性，不同的黨組織在程序上尚未達成一致。另一方面，黨組織作為黨員的管理組織，對黨員退出機制持有固化的觀念，認為黨員主動退出黨組織會影響對黨組織的考評，進而對有退出意向的“待退出黨員”予以勸阻。這些行為都不利于黨的肌體的新陳代謝，長此以往，這些“待退出黨員”容易產生消極懈怠的情緒。

　　 有效的激勵機制無論是對調動執政骨干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還是對增強執政骨干對黨的認同和忠誠，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10]。同樣，恰當的激勵制度對廣大普通黨員也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各級黨組織應當將黨員退出機制作為一種特殊激勵機制(“負激勵”)來建立、完善和運行。“負激勵”又被稱為“負強化”，是在強化理論中提出來的。目前中國共產黨內部關于“負激勵”的制度已經相對完善，對違法亂紀人員的處置細則相當詳盡。但是，對思想出現問題的同志的處理方式還是以教育灌輸手段為主。思想教育應與黨員退出機制互相呼應，前期的思想教育對于那些發現自身問題并且做出深刻檢討的同志是有益的；后期的退出機制雖然對于思想難以扭轉的同志來說不屬于“負激勵”，因為這種行為對其本人已經起不到強化作用，但是對其他黨員能起到有效的“負激勵”作用。因此，黨員退出機制是黨員隊伍管理中的一種特殊的“負激勵”機制。

　　 各級黨組織應該擺正對黨員退出機制的態度，尊重黨員的主體地位。一方面，對于主動申請退出黨組織的黨員，黨組織應該派人與其談話，搞清楚其退出的動機和目的，并且對該黨員進行限期思想教育，教育過后再次對其思想進行了解，如果其依然堅持退出，就請其按照程序遞交退黨申請書。申請書提交以后，要對該黨員予以除名，并報上級黨組織備案，在過程中保證公開公正。不能忽視的是，黨組織在黨員退出之前要對其進行保密教育，要求其即使退出了黨組織，也不能做損害中國共產黨利益的事情。另一方面，對于選擇退出黨組織的人，黨組織應該表現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寬廣心胸。日后該同志如果重新符合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并且有了加入意愿，那么仍然可以向黨組織遞交入黨申請書，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有利于增加黨員的流動性。如果大部分黨員能夠形成自察、自省、自評的意識和習慣，發現問題的主體就會由他人變為自己。黨員自察、自省、自評習慣的養成會成為國家監察制度的有益補充，也是對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有機統一的貫徹。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有賴于完善的制度，因此，我們要完善黨員退出機制；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研究有賴于黨員自身的能動性，因此，廣大黨員要對自身的意識和行為多做反省和總結，“多照鏡子、多洗澡”。

　　 (三)必要條件：營造寬容的社會氛圍

　 　 一方面，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的革命面貌就煥然一新了。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人因為自身的先進性而備受人民的尊重和敬仰，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優秀和先進的表現。另一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厲行反腐，“打虎拍蠅”使得一批黨內腐敗分子退出了黨組織并受到處罰。就社會傳統觀念而言，主動退黨這一行為可能會為將來的職業生涯和生活帶來障礙，人們會覺得退黨一定是因為犯了錯誤，進而給這一群體貼上標簽。正如馬克思所說，“社會不是由個人構成，而是表示這些個人彼此發生的那些聯系和關系的總和”[11]，每一位黨員的行為不僅代表其個人，而且代表以黨為核心的經濟關系、政治關系、倫理關系等。

　　 首先，就工作單位而言，無論是行政、事業單位還是企業，都應該將主動退出黨組織的同志視作普通群眾對待，而不是對這部分同志搞“特殊化”并予以歧視。在升遷或者獎勵的時候，不應該因為其“退黨人員”的身份而侵犯其合法權利。就主動選擇退出黨組織的行為來看，這一行為不應具有貶義內涵，也不代表曾經有過違紀犯法的行為。其次，主動退出黨組織的同志在選擇就業的時候，用人單位不應該因其檔案里有主動退黨的記錄而拒絕錄用。用人單位可以通過談話來全面了解其思想動態，而不是對此類人群搞“一刀切”。再次，對于有這類家屬(有主動退黨經歷的家屬)的學生而言，學校應該通過深入談話或者其他方式及時了解學生的情況，在評獎評優或者發展入黨對象的時候，將其與其他學生一視同仁。學校黨支部應該持理性態度，本著吸納優秀人才的原則發展黨員。

　　 社會各界對于主動退黨行為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滯留在黨內的“待退出黨員”是否選擇通過主動退黨的方式來完成黨組織的自我凈化。用人單位和教育單位要對主動退黨行為秉持科學合理的態度，只有這樣，黨員主動退出機制才能作為被動退出機制的有益補充來推動黨員隊伍的自我凈化，才能有效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如果社會各界人士不能對黨員退出機制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一些“待退出黨員”就會因為擔心被“貼標簽”而滯留在黨內。對于這些滯留在黨內的“待退出黨員”而言，其黨員身份已經產生異化，長此以往將不利于黨組織內部生態的凈化，使黨組織缺乏戰斗力。加快完善黨員退出機制在全面從嚴治黨的今天被賦予了更多的現實意義。